中医是取之自然的宝库
中医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如对疾病的认识，中国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在甲骨文中就记述有20余种疾病，如疾目、疾耳、疾齿等。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记载了疾、狂、朦等十几种病症。种种疾痛古人是如何对治的呢？一是药味，二是针砭，三是按摩，四是灸法等。再有就是咒祝，即所谓巫医。
在《山海经》里有这样的话：“医源于砭”。砭即砭石针，一种楔形石块。可以刺激穴位或排脓、放血。在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药学专著《黄帝内经》中谈到了砭石的发明和发现。在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文物中还发掘出了一套玉制鱼型刀，对于其用途，有人认为是外科用的刻刀。
追溯中药学的历史可知，“世间百草皆入药”，是人类逐步认识自然和总结实践经验的产物。这在《史记》中可以找到证明：“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氏生活的时代大约是中国原始社会的农耕时代，虽然神农氏究竟是为了寻食还是寻药而尝百草这一点仍有疑问，但都生动地说明中国传统医学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认识基础上的。因此炎帝神农氏与黄帝、伏羲被后世共尊为中医药始祖。
古人以自然之物为医药宝库，使中医药有取之不尽、永不衰竭的优势。成书于汉代的第一部中药书《神农本草经》，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并称为中医药三大经典。《神农本草经》总结了东汉以前的药物学知识，全书按照一年365日之数，收载了365种药物；又按照天地人三才的布局，创造了上中下三品（药物毒性）分类法。北宋四川名医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是一部本草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其中共记载药物1748种，医方3000多首，使本草学在宋代形成了一个高峰，直到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药物1892种，附方11096首）问世后，它的作用才稍微减弱。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评价说：“12、13世纪的《大观经史证类本草》（北宋大观二年校正刊行的《证类本草》），要比15、16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
中医以疗效为实证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组成，它们统一有序又相互联系。百草皆有寒、热、温、凉四气及酸、苦、甘、辛、咸五味。人是自然之子，有五脏六腑、七情六欲。以自然之物、自然之法，医自然之身。古朴的哲学思想滋润了神奇的中医药学。于是，五千年来，一根针，一把草，护佑了千千万万炎黄子孙。
“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是中医独特的诊断方法，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病情，准确地“辨证施治”。它体现了唯物辩证和系统论的思想。比利时著名学者普里高津曾说：“中医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研究整体的自发性，协调与协同，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医的哲学思想。”
与中医整体观不同的是，西医是微观的“辨病施治”。用形象的比喻就是，中医是见“森林”，西医是见“树木”。中医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根据病人的体质、体征，结合天时、地理、病史等诸多因素确定诊断与治疗方案，这就是著名的三因理论——因人、因时、因地用药。中国国土幅员辽阔，南北方人的生活环境、体质状态均有差异，因此同样的病，在药物选择及剂量上也应有所不同。如给内蒙古人看病，一般情况下药物的剂量要适当增加，因为内蒙古气候寒冷，当地人多吃牛羊肉、喝牛奶，身体强壮。名医之所以也是明医，就在于“善乎明辨”。因人、因时、因地辩证，贵在知常达变。望闻问切里包含了深厚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道理。
1958年8月30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年轻的住院医师尹惠珠在没有注射麻药的情况下，成功地给一位患者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这次手术，成为中国第一例针灸麻醉手术。1982年以后，卫生部开始对各种针刺麻醉进行鉴定，首先通过了针刺麻醉甲状腺手术，其后，针刺麻醉下的胃大部切除术、肺切除术、颅脑手术、子宫切除术、颈椎前路骨科手术等，都通过了鉴定。一根小小的银针引起了世界的震惊。
针灸的发明是伟大的，中医第一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记载了系统的针灸理论。2000多年前的《难经》记载，用针刺“俞”位，即可止痛。古人还有四总穴歌：“面口合谷收、头顶寻列缺、腰背委中求、肚腹三里留”，意思是只要扎对合谷、列缺、委中、三里等穴位，相应部位的病痛即可针到病除。而早在2400多年以前，神医扁鹊用针灸治好虢国太子的“尸厥”，令其起死回生的故事，则几乎家喻户晓。几千年的医疗实践证明，针灸可以治疗数百种疾病。
中医植根中国传统文化
中医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积累的宝贵经验，其辨证思维更值得借鉴。进入21世纪，经济迅速发展，各项事业日新月异，中华民族的复兴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民族的复兴并不仅仅是经济的振兴，还有文化的复兴。一个民族一旦形成自己良好的主导文化模式，即使在一个时期由于某种原因而经济遭受挫折，甚至衰退，只要它的文化根基还在，就有迅速走向复兴的可能，而中医药文化的复兴是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途径。中医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医药文化能够重现昔日辉煌也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
中医药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的营养，同时又融入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医药学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萌生、成长的，中医药学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能够自然地得以普及，古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走卒贩隶，各个阶层或多或少都能知医识药，由儒从医者、由官业医者更是不胜枚举。“秀才学医，笼中抓鸡”，一方面形象地道出了具有传统文化知识背景的人学习中医相对容易之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今天，若离开了中国传统人文文化教育和传播，中医药执业人员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终究难成一代中医名家（即使一时出名，也后劲不足），中药也难以保持和发展道地药材与传统炮制方法，与中医药相关的产品、包括中医药文化产品也难以形成良好持久的市场氛围；离开文、史、哲等文化的滋养，中医理论也难以得到健康持续发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医文化研究既担负着复兴传统文化的重要角色，也是国民经济（尤其是医疗市场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近几十年来，中医在海外发展迅猛。从某种角度看，这显示了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的一次互补，也是中医的魅力所在。实际上，中医与西医在海外的相遇已有几百年了；奇妙的是，我们这一历史中，始终可以感觉到隐含在中医里的那种柔和似水的力量。
中医传承任重道远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的宝贵财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赐福给中国人并丰富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它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与夏商周时期的诸种理论，另加上本地的药材、医疗用具，形成了一种比较完整的医疗体系。但不幸的是，近代中医遇到了西方科学。科学在世界文化里的全面胜利，迫使中医去迎合西医的科学观。具体地说，中医在西医面前的失败来自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中国中医界删除了或者改变了很多传统的概念。但是这种借用外来标准来判定自己，很像用英语语法来判断中文是否有价值。
在学术上中医一直面临着很大的危机。“表面上看中医很繁荣，比如中医从业人很多，国家法律上有保障，培养学生的途径很正规，有大学、研究生、师带徒。中医是实践的科学，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专业以学历论能力，重文凭轻能力，使古老的中医很难再找到从实践临证中成长起来的中医。难怪有外行人说，真正的师承的中医比大熊猫还少了。但是，近年来，中医文化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重视，在民间许多人都渴望学习中医，了解中医，享受中医，这就是中医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医的魅力所在。
在科学的光环下，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在人们的印象里，它远离人类的理性，一百年来，它在风雨中默然挺立。在我们深切地感受它时，发现在我们灵魂、血液的穿梭处，与它血脉相通。它，就是中医！一个也许行将从我们的手中失落走的伟大文明，届时留给后人的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空壳。我们是中医这一传统文化的传成承者，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是我们光荣使命与责任，也将是我们一生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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